00多天内集齐了二十七个半“正”字。9年前15岁的徐浩，用蓝牙耳机和电脑摄像头改造成简陋的偷拍设备，打算出去后曝光。一度，他跟其他五六十人私下结成“互不举报”组织，领头的是个爱跳poppg的男孩，不过很快由于队伍庞杂，事发败露。
反叛行为中甚至包括了性、喝酒和聚众抽烟。在那样的环境中做成这样的事，不啻某种成就，但甚少例外，反叛者们会被发现并送进十三号室电击。电击是如此恐怖——接受采访的每个人都做类似表述——“你脑子里只有死这一件事”。于是在诸多飞越十三号室的方式中就真的包括了求死。有人喝洗衣粉自杀。有人咬舌自尽。有人策划割腕，却找不到利器。一个女孩用指甲钳，在夜里剪烂了手腕。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夜里撞击玻璃幕墙。一个下午，一个女孩撞向楼梯拐角。公开自杀注定无效，因为如果眼前有人自杀而你无动于衷，你也得进十三号室。这形成一个又一个循环，为了逃避电击而求死，但又因为求死而被电击。出院之后，如果不能保持“好孩子”状态，网戒中心也有一套办法抓你回去。存在着一个合法的天罗地网。一对双胞胎兄弟，谢乾和谢坤，就在多年间先后返院13次。
那个女孩撞向楼梯拐角是9年前的事，自杀未遂之后，全中心紧急集合。按照纪律，只要有人试图自杀或逃跑，所有人都得跟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一样，即刻站在原地，直到警戒解除。女孩头破血流，被简单包扎之后，拖进了十三号室，她破口大骂，直到被电到“没有声音”。她后来被纳入了“开门就进”的程序。只要十三号室开门，她就得搭顺风车似的被电几轮。不管你怎么评价“认清现实”——最好忘掉《飞越疯人院》之类的幻想，敬畏这里是另一方水土的事实，放弃反叛，只求自保——它都是你能在网戒中心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这件事之后，那个曾经策划割腕的男孩陈一鸣，不再同情那些前赴后继又徒劳无功的逃跑者、自杀者，有的只是不耐烦，“我觉得他们蠢。”
陈一鸣到网戒中心的第一天就遭到电击，在十三号室，负责电击的“兰姐”把橡胶牙套塞到他嘴里时，他考虑的还只是“这玩意他妈的干净不干净”。第一下通电的时候他甚至没意识到那是电，瞬间身体绷直，四肢从床上弹起，长时间抽搐，双眼紧闭，黑色视界底子上泛起白色的涟漪。剧痛之中，他只能发出低沉、含混的呜呜声。“你有没有网瘾？”兰姐问。兰姐的一系列提问都得到了令她满意的回答，陈一鸣得以走出十三号室。看到父母站在远处，母亲甚至笑眯眯地，“心里特别绝望，”他回忆，“你觉得他们完全不可靠了，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就已经不是你的父母了，而是一个帮凶。”他被要求向父母下跪道歉，他立刻就照做了。
由于强度和体质的差异，每个人对电击的描述不同。比陈一鸣晚来一个月的宋明远，形容被电击的感受像大锤高频地砸着脑袋，眼前是老式电视机的滋滋啦啦的雪花点，雪花横向流动。其他人的说法包括，“无数根针从脑袋里往外扎”、“手跟蛋卷一样扭动”、 “像有人拿利器一直想把你的手插烂”等等。有的人还会失禁、流口水。相同的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剧痛。
网戒中心从不直接提及电击。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网戒中心主任杨永信的替代说法是“导入治疗”，或语焉不详的“承担责任”、“去提升一下”等等。谈论它是被禁止的，下场是立刻被捉回十三号室。
网戒中心更愿意宣扬一套声称拥有108个治疗环节的戒网方法，从“中西药治疗”到“军训拓展”，从“主、被动晾晒”到“感恩、孝道教育”等等，被命名为“永信模式”。有知识人会识别出这是一套教育学、心理学、孝道、心灵鸡汤和洗脑术的平庸杂糅，它不出色，也不比别的思维糨糊更糟糕。它也不吓人，不足以激起也不足以震住不息的反叛行为。
网戒中心的威力来自多如牛毛的规矩，例如搞内务、军训、背《弟子规》、每日剖白的“网瘾日记”等等，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让反叛者们插翅难逃的检举和告密制度。在网戒中心，上报途径众多、便捷、通畅。被上报者会被“加圈”，即增加不良积分，触到自杀、逃跑等“高压线”会被“兑现”，即直接送进十三号室。“说方言”“懒散”或是仅仅出于“家长建议”也够分量“兑现”。上报及时有功，可以“减圈”。这套法则威吓每个人，也要求每个人参与威吓，多数人都既成了受害者也成了帮凶。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里成为了现实。“盟友”（网戒中心学员之间的称呼）争先恐后地上报他人。点评课上举手是最常规的上报渠道。也可以私下举报给班委、家长、医护人员，或直接报告杨永信。
杨永信的第一个身份是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第二个身份是网戒中心被下跪感恩最多的人，家长跪，孩子也跪，有的孩子抱着他的腿叫“杨爸爸”。第三个身份是“杨叔”，众人“信”的对象。每个家长入院前都要与没有合法身份的“家长委员会”签署协议，承诺“相信杨叔”。杨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