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很可能是蛟鬼千百年前荼毒这片土地的余祸。如今夷希之物的存在已经超乎了想象，江闻必须不断打破自己脑内的桎梏，即便自己在对方面前只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他也要将这份意识化为兵器，给对方致命一击。
“嗯……除非有某种肉眼看不见的天体，正释放出巨大的引力作用在这片海域之上，也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凌犯’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又或者是在这片看不见的水下呢……”
中国古代星占中常常关注凶险的异常天象，而“凌犯”也是其中之一，所谓“凌犯”就是一个天体靠近另一个天体，意味着“侵犯”之意，每当发生凌犯现象，古人都会对其进行相应的占验。
肉眼看不见的、质量极大的星体，投射于这片沸海之上，导致了眼前天崩地裂般的绝境，这本应该是天方夜谭之事，可就像“天方”《回回历》引发的传闻故事，都在告诉江闻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中国传统历法无法预报凌犯，凌犯只能依据实际观测，使得古代天象记录中存有数量庞大的凌犯观测记录无法解释，这也就给了许多人制造谣言的机会，也产生星占上的迫切需求。
洪武大帝朱元璋对此事极为重视，可在当时能够精确计算五星“凌犯”现象的，只有元朝时回回司天监留下的残本《回回历》，还有仅存于元宫废殿之中、几名疯疯癫癫的天方国的色目人。
时间来到正德十三年，钦天监漏刻博士朱裕上疏请求修订历法，在指出《大统历》岁久失修的同时，也提到“《回回历》时刻分秒与天不合”等问题、希冀借此机会重修历法，并且极力推荐自己的好友顾应祥前来编修。
顾应祥，字惟贤，号箬溪，长兴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还以博学多才、精通历算而知名。
但这本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要知道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回回历天文表和算法的理论基础，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几何天文学，其中需要还有建立模型的宇宙框架、天文观测基础、数学方法等等，而中国古代历法本身都是以实用算法为中心，较少含有这种专门进行理论性探讨的内容，导致天文学逐渐从科学理解陷入文化臆想，往往只会“范围天地之虚谈”，不懂得“七政盈缩迟疾之所以然”。
在缺乏相关基础知识的情况下，顾应祥对《回回历法》“历理”的理解显然十分困难，面对着古代天象记录中数量庞大的凌犯观测记录，则让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努力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数十年后顾应祥的弟子，身为名儒与术数大家的唐顺之，决心接着师父的努力，算出五星纬度精准预测“凌犯”现象的本质，以弥补古代天文学的短板。
可客观情况的限制下，唐顺之还是在“凌犯”问题上碰壁，只能参照中国历学中的相关知识，对残本《回回历法》的术文以及立成表进行一些综述和解释，最后得出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果。
为了解决疑难，唐顺之不惜通过某种方法找到了那几个疯癫天方国色目人的笔记手稿，根据其中癫狂离奇的记载进行推测解读，最后发现问题的根源竟然指向了脚下的大地，正在产生某种莫名的影响，时时刻刻在日月五星之间，导致计算的星道轨迹产生偏差。
这个难以解释的偏差，被唐顺之称之为“最高行度”，并且这是一个无法测准的“活数”，就像活物一般变化不定难以琢磨，一切盈缩入历，都必减去那个“最高行度”，这一切都导致唐顺之的五星纬度陷入难产，只能在书中写道
“作历造月道而不造星道，盖未备事也。星道委曲万殊，所以不容易造也。”
但有记载表明唐顺之并不是一无所获，晚年的唐顺之不断警告门下弟子“休住”，不要再去推演计算，或者解释《回回历》中的那些古怪名词，更不要和钦天监里神神叨叨的天官接触，否则必将引来大祸。
门下弟子自然也曾问他为什么如此，唐顺之却只是隐晦万分地说道——“祸首正在三垣之间”。这一切被记载在唐顺之徒弟周述学的万历版《神道大编历宗通议》之中。
这些天文星象学的东西曲折离奇，江闻原本听着都觉得脑壳生疼，可身处命在旦夕的当今，江闻的大脑却马不停蹄地推算着这些轶闻，让他逐渐追寻着难以理解的真相，开始猜测难不成真的有夷希之物做到了大象无形，能够作用于自然现象之间？
这件事显露的端倪依旧出现在这个人身上。依据江闻如今的了解，唐顺之还有个身份是当年江南明尊教的红阳护法，因此他对于夷希之物的了解必定远超常人，也只有这些本质上就匪夷所思的存在，才能让这样一位文武全才也陷入不可知论的魔障。
更重要的是，他明尊教红阳护法的身份，就代表着他也应该知道《睽孤风土记》中的辛秘，乃至于包括其他事物的存在，此时就在他的手里……
急风骤雨仍未止息，大洋的底部传来了阵阵怪声，似乎有某种庞大至极的东西在蠕动苏醒，清晰的声波沿着海面还是晃动，直到江闻